在公安部消防局下发的这“四个严禁”中，关于收受贿赂的内容只是其中之一；在有关内容解释列举的收受贿赂的九种情况中，获得非物质性利益只是其中之一；而在获得非物质性利益的多种情况中，接受对方或第三方提供的性服务又只是其中之一。可见，严禁性贿赂在“四个严禁”中原本并非多么突出的内容，然而，许多媒体和网站在报道、转载“四个严禁”的新闻时，都不约而同地将新闻点做在“性贿赂”上。尽管这是公安部消防局首次提出严禁“性贿赂”，“首次”也可以是引人注目的原因，但“四个严禁”首次提出要严禁的并非“性贿赂”一项，看来“性贿赂”之所以成为新闻点，主要还是因为它本身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不过，我们说“性贿赂”话题在社会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媒体、网站纷纷将报道和解读“四个严禁”的重点放在“性贿赂”上，并非是说社会上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都俗鄙不堪，也不是说聚焦这一话题的媒体、网站都是在小题大做或竞相媚俗。客观地讲，“性贿赂”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瞩目的热点话题，并非因为“性”之敏感以及贿赂之隐秘特征，而是因为权色交易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具体而广泛的表现，或者说，是社会上一些人包括公职人员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包养情妇、嫖娼等各种权色交易现象的大量存在，决定了公众对“性贿赂”行为的意识，并促进了公众对这一行为的研究和认知。在此背景下，公安部消防局的“四个严禁”首次明确严禁“性贿赂”，公众和媒体对此话题倍加关切，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的价值。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和部分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在刑法中加入“性贿赂罪”条款，为打击权色交易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建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者认为，人们一般所称的“性贿赂”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行贿人雇用他人为职权者提供性服务，第二种是行贿人自己为职权者提供性服务。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行贿人向被雇佣者直接支付了费用，这些费用可以视为直接向职权者进行的物质贿赂，因此，勿需修改刑法，依据刑法现有的条款，就可以对行贿人判处行贿罪，对职权者判处受贿罪。
真正难办的是第二种情况（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也是这种情况），行贿人虽然向职权者“献身”，但并未直接进行物质贿赂，而且两者的关系中往往会搀杂一些复杂微妙的感情因素，予以道德谴责和党纪政纪处分就够了，如果用法律手段予以惩处，举证、定罪和量刑都存有困难。这样，尽管要求“性贿赂入罪”的呼声很高，呼吁者却至今未能如愿。
“性贿赂”尚未入罪，打击“性贿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公安部消防局的“四个严禁”作为一个行政规定，对于性贿赂的认定就不能算是最终的法律认定。按照“四个严禁”的规定，一名公安消防人员被认为接受了“性贿赂”，“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最终能否被处以受贿罪，还得由司法机关根据现有法律裁定。在有法可依之前，打击“性贿赂”只要有章可循，未尝不是一个既尊重了现有法律，又保证了一定打击力度的折中安排。而且，如果有更多的部门也像公安部消防局那样，积极探索以行政手段打击各种权色交易行为，说不定有助于立法机关丰富对贿赂的认识（比如将接受非物质性利益认定为受贿），最终能够推动“性贿赂”入罪也未可知。（潘洪其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