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坐在律师会见室里，静静地等待着一位死刑犯的到来。
周围会见室的在押人员已经开始和律师交谈，安静的环境一下子热闹起来。我所在的会见室里，对面是在押人员进来所坐的特制椅，再后面是门，门后是长长的过道走廊。
我比原本预约的时间段提早到来，在还有空余会见室的情况下，看守所特地为我提早安排了会见，很感恩。但提人时可能比其他在押人员稍晚了一些。听着周围的交谈声我耐心地等待着。
突然间，会见室后面的走廊过道不远处似乎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我侧耳听，接着又是很重地“咚——，咚——”，中间夹杂着链条声，一步一步地缓慢艰难地往前走的声音，好像一个大机器人笨重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跺地的声音，在空空长长的过道里回响着，盖过了所有周围人的交谈声。我想应该是我等待的人来了，脚上戴着镣铐，缓慢而又沉重地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会见过其他死刑犯，有时是视频会见，有时是现场会见，之前没太在意他们走路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这里环境的原因，回响声很大，听的尤为清晰，一声一声钻入我的耳朵和心中，如同重物着地的声音，沉重的脚镣让人不得不放慢行走的速度。
《公安部关于看守所使用戒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手铐的最大重量不得超过0.5公斤，脚镣的最大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规定：对已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必须加戴械具。
亲耳听到脚镣回响的声音时，不免还是会有一丝震撼。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所承受的代价是大的。
（二）
每次会见一个死刑犯之前，不经意间我会稍稍设想一下，对方是否能正常沟通？谎话连篇？穷凶极恶？愤世嫉俗？……而当对方坐在我面前时，他们也只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
有了几次会见经验之后，见面第一句话我会先问对方：“你能听得懂我讲普通话吗？”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接着我会问：“你会讲普通话吗？”即便都是国人，因为身处不同的地区，有各地的方言，起码要先保证语言沟通上没有障碍。
会见他们之前我先看过他们的案卷，会见时我总愿意再听听此时他们对案件还会有哪些内容是特别要对辩护人说的，对于案卷中的疑点我也会提出来仔细询问他们，在众多的证据中看看能否找到对他们仍然有利的辩护点。
有一次讲到判决书中的内容时，有一位对我说：“我早撕掉了。”我会见其他被告人时（包括非死刑判决），他们知道律师来会见，会带着手头现有的法律文书，折了一层又一层带在身边，而这位却撕掉了。我本想告诉他判决书中有些内容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却不知他早已在当初愤怒绝望中撕掉了判决书，也许年轻的他只看到了死刑判决结果，就没注意其他内容了。
想到曾听到针对死刑犯所评论的一句话：死刑犯之所以犯罪，是起源于家庭、恶化于学校、显现于社会。
这位撕掉判决书的年轻小伙说他父亲打他，口气中有些埋怨地说：“小时候打我就算了，我都二十多岁了他还打我。”他喝过两次农药送抢救，一次故意喝、一次误喝。在谈到之前申请精神疾病鉴定一事时，他非常肯定地说：“我认为我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谈起奶奶的时候，从他那里感受到他曾体会过亲情之爱，他回味地说：“奶奶对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在谈案件时没有见他们掉眼泪，而在谈到亲人时，有人会开始声音哽咽，抬起戴着手拷的手臂抹眼泪。爱，是这个时候唯一能软化人心的东西。无论他们即将要面临的是多么让人绝望恐惧的将来，在他们生命中至少也曾体会过爱。
（三）
我国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死刑案多集中在毒品类犯罪和杀人类（比如抢劫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
我遇到的毒品犯罪死刑犯年岁尚轻。一位因毒品犯罪被判死刑的人对我说：“我很恐惧，也很绝望，我现在身边的人，他们也是这样，都很恐惧绝望。”一个年轻的、身体健康的、却面临死期之人的心情也许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远离毒品，不要涉及毒品犯罪，后果真的很严重。
遇到过杀人案被告人有的也会有吸毒史，罪就这样串联在一起。毒品害人不浅。人生在世，要亲手做正经事，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要涉足不可控的毒品，以至于越陷越深。
在面对死刑判决时，安慰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辩护人只有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具体个案具体分析，尽可能找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
（四）
死刑案中离不开两个词汇：犯罪、死亡。
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想的，外在行为上的犯罪是罪，还有一种“罪”隐藏于人心中的罪恶意念中，同样是可怕的。没有人敢将自己一生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当成电影全部放映公开给他人，因为或多或少藏着羞耻和我们自己都认为不对的东西。
死，是众人的结局，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面临的不可避免的事。有的早、有的晚，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因病而死，有的因犯罪生命被迫终止。死亡，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值得思考的，毕竟在面对死亡时没有人能洒脱得起来。
当他们在亲情的感受中流泪时，我想到了另一个字：爱。爱里没有惧怕，能够让人勇敢面对明天的，是心底里仍然支撑自己的那份爱。在黑暗的角落里，爱是人心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