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九条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后规定的新罪名，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罪是一种派生性犯罪，需依附于本罪才能成立。由于立法者将本罪客体认定为司法机关追索赃物的正常秩序，将该罪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妨害司法罪”之下，因此，没有规定明确的犯罪金额，“两高”也无相关司法解释，导致对该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一是前罪构成犯罪，后罪就认定构成犯罪，而无数额限制，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如李某明知张某抢劫来的价值为几十元的手表而收购出卖获利，因抢劫罪无数额限制，李某构成抢劫罪，而张某仅因为收购了几十元的赃物即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罪，显然打击面太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二是无具体数额规定，造成定罪量刑随意性增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作为一种犯罪，应当由情节来确定其罪过的大小，而数额是确定情节轻重的重要标准。如上所述，对于掩饰盗窃犯罪所得的行为，实践中往往比照盗窃犯罪的数额定罪量刑，但是每个法官比照的程度又不相同，造成如果两个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判处的结果却可能不一样，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起点标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这样做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使刑法更体现预防犯罪、震撼犯罪作用，以维护法律公平正义。